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(不问鬼神问苍生的诗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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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先生对汉代的一个文人贾谊很是赞赏，他评价贾谊的文章是“西汉鸿文”，当然，这或许是因为鲁迅先生多写“匕首投枪”式的论文，而贾谊的文章也多是论文，比如课本里就选过他的好几篇文章，如《过秦论》《论积贮疏》等等。

（贾谊像）

贾谊是西汉初年人，是有名的文学家，世称“贾生”，贾谊很小的时候就有才名，18岁的时候，他写文章的名声已经满郡共知，到了汉文帝时，20岁的贾谊就被召为博士（那时候博士不像现在是一种学位，在当时，博士是一个官位，汉初通过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后，设置“五经博士”，五经即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每一经设一个博士，职责很简单：1、以儒家经典教授弟子，教化学子；2、充当皇帝的参谋和顾问。比方写《说文解字》的那个许慎，他就是一位“五经无双”的大学问家，因此，他做过“五经博士”的官），后来，贾谊因为过于炫才，所有的博士中，他是最年轻的，但是皇帝一有问题，刚问完，他就抢着回答了，别的博士没有办法，只好点头称是，汉文帝于是非常赏识他，一年之内就超迁为“太中大夫”，后来甚至准备任贾谊为公卿。

（汉文帝）

但他这样的书生气浓重的人，当然会受世俗势力的排挤，后来他就受周勃、灌婴等名臣的排挤，谪为长沙王太傅，所以我们也称他为“贾长沙”、“贾太傅”。三年后被召回长安，但只做了梁怀王（文帝的小儿子，文帝非常喜欢他）太傅，并没有回到皇帝身边。后来梁怀王坠马而死，贾谊深自歉疚，得了抑郁症很快就死掉了，死的时候只有33岁。司马迁后来写《史记》对屈原、贾谊都非常同情和赞赏，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，就叫《史记.屈贾列传》。

唐代文人当然会关注贾谊这样典型的文人，初唐诗人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里称“屈贾谊于长沙”，当然这里“屈”并不指屈原，而是委屈，冤屈的意思。晚唐的李商隐也以贾谊为题材写过一首诗，诗名就叫《贾生》，全诗如下：

宣室求贤访逐臣，贾生才调更无伦。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

（《史记》里这件事的原文书影）

诗中记载“文帝向贾生问鬼神”这件事，历史确有其事，史记载：“后岁余，贾生征见 ，孝文帝方受釐，坐宣室。上因感鬼神事，而问鬼神之本。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。至夜半，文帝前席。既罢，曰：”吾久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过之，今不及也……“釐，读音字义基本等同于“禧”祭祀，很多人将这个字写作“厘”，是不对的。也就是说，文帝召见贾生时，刚举行过祭祀，正在接受神灵的福佑，坐在宣室，指坐在未央宫的前殿正室，其实这次接见是相当正式或者文帝在做重要的事情时接见了贾谊，他向贾谊问鬼神的道理，贾谊向他讲了一通道理，越听越入迷的文帝“前席”，就是在坐席上移膝向对方靠近，听完贾谊的道理之后，叹息自己不如贾生。

这本是封建文人津津乐道的一件君臣遇合的盛事，到了李商隐笔下，又生发出另一番道理来。

(秦汉影城恢复出来的未央宫宣室殿）

“宣室求贤访逐臣，贾生才调更无伦”，这是记述本事，基本不用解释，就是汉文帝求贤召见被贬逐的臣子，这显然典型的贤君。贾谊的才能确实高明得无人能及。求贤到了连逐臣都要招见的地步，这的确是求贤若渴，第一句“起”，仅从字面意思，就是赞赏文帝的。第二句“承”，以贾生过人的才华来承接文帝的贤明，这两句都是正面角度着笔，无丝毫讽喻痕迹，乍见之下，小李在写一首“歌功颂德”的诗，因为文帝本来就是很圣明的君主，是“文景之治”的开创者，但显然不是，因为还有两句。

（《史记》文及文意图）

“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”文帝你求贤访道做得很好，可是你半夜装模作样“前席”求贤所问的道，不是关于天下苍生的，却是鬼怪神仙。第三句诗意陡转，这个“转”，从“可怜”二字开始，用“虚”字照应，可怜，就是可惜，但李商隐没有用“可悲”、“可叹”，因为那样主观色彩太浓重了，也太显眼。但李商隐并没有放过文帝，他在后边用了“虚”字，虚“前席”，虚，显然最直接的联想就是虚情假意，假模假式，装腔作势，但李商隐很巧妙地用了一个“虚”字，既可以说是文帝假意向前移动，也可以是文帝只做了一个向前移的动作，含蓄，自然、精练、准确，讽刺在浑然无迹之间。

（古时候喜欢谈论鬼神的皇帝）

当然，最狠的还是最后一句，身为君主，求贤问道，做了那么多动作，又是夜半，又是“前席”，该当是询问治国安民之道啊，可是你却问了一大通神仙鬼怪的本原问题，这到底是求的什么贤，身为贤者的贾生，何其的不堪啊！

（《古今谈概》书影）

关于翻案诗，金庸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里，黄蓉受伤，郭靖背着去疗伤时，与朱子柳对战时，曾念过一首诗，说“乞丐何曾有二妻？邻家焉得许多鸡？当时尚有周天子，何事纷纷说魏齐？”朱子柳当时被问得哑口无言，甚至“呆在当地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心想：‘齐人与攘鸡，原是比喻，不足深究，但最后这两句，只怕起孟夫子于地下，亦难自辩。’”书中说，这是“东邪”黄药师写的诗，诗当然不是黄药师写的，而是出自冯梦龙的《古今笑史》（也叫《古今谭概》），这首诗如果仔细分析，显然是文人雕词琢句，断章取义，曲解前贤意思的诗，朱子柳当时急切之间没有反应过来罢了。这样的诗用在小说里很合适，不能深究。李商隐的这首诗不那么尖锐，或许也有点反问的意思，但他大部分情况下是直陈时事的，但却从额外的视角审视了历史事件，翻案诗，大致都这样吧。妙就妙在这个视角独特，好就好在这个视角是别人没有用过的。

当然，这些意思都是“感发”出来的，李商隐的句子里一个这样的字也没有写，文帝虽是前朝君主，他也不敢乱发议论，他只能点破但不挑明，有讨论而无结论。结合晚唐的皇帝们多崇佛媚道、求取长生不老（韩愈反对上书，于是贬远点）的国情，结合李商隐一生不得志的状况，诗人的用意是明显的。诗人能做到的极限，大概只能是一边讽刺，一边感慨，然后又实在是无可奈何发出一生长叹吧！

（【唐诗闲读】之122，图片源自网络）